郭绍虞有过一句话：“孔门之文学观，一曰尚文，二曰尚用。”郭绍虞本人的用语严谨性我们在这里姑且不论，但郭绍虞提出的孔门文学的特征，确实给我们提供了一定的分析角度。
首先是尚文，儒家以此与墨家相区别。墨家推崇功利主义、实用主义，反对一切不能服务于实际功能的外在形式。在墨家的言论中，形式与功能往往是相互对立的，比如《墨子·节用上》中说：“圣人为宫室之故，知以为墙壁之厚，可以为固；不以为观乐之故。故不为宫室之美，宫室之利也。”圣人为建造宫室的缘故，知道墙壁厚实可以使宫室坚固，而不是为了观赏娱乐。因此，建造宫室不是追求宫室的华美，而是追求它实际的功用。再比如在《非乐上》中，墨子说：“是故圣王之为乐也，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，以为不乐也；非以刻镂文章之色，以为不美也。”墨子并非不知道音乐和形式具有审美价值，而是否定脱离实际功用的审美形式。他认为，如果外在形式不能服务于实际目的，反而会成为社会资源的浪费。
儒家则不一样。儒家是诸子百家中最早、也是最系统地肯定“文”的价值，并试图将其纳入人格修养和社会秩序之中的学派。比如《礼记》中记载，孔子说：“情欲信，辞欲巧”；《左传》中记载，孔子说：“言之无文，行而不远。”孔子的弟子子贡更是说过：“文犹质也，质犹文也。虎豹之鞟，犹犬羊之鞟。”孔子及其弟子确实认同文学、语言形式的价值，认为好的表达形式有助于更好地通情、达意、言志。郭绍虞致力于对古代文论进行现代建构，我们可以想见，他发现这些材料的时候该有多么惊喜。但是，我们并不打算就此附和郭绍虞。通过这些话，我们可以说明孔子重视“文”，但这并不能直接说明孔子肯定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价值，更不能认为孔子已经认识到了作为独立审美对象的文学。
《论语·雍也》中，孔子说：“质胜文则野，文胜质则史，文质彬彬，然后君子。”这句话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孔子的真实想法。“文”的本意是“花纹”，后来引申为“纹饰”“形式”，是一种表达的方法。有了好的内在，还需要有好的表达形式，“文质彬彬”正是这种内在品质与外在修养相得益彰的表现。
我们这里甚至可以很自然地看出孔子对于“礼”的看法。礼是什么？礼是一套处理尊卑、规范人际关系的标准，而这套标准就反映在外在的“文”上。对“文”、对标准的坚持，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对礼的坚持。所以孔子看到“八佾舞于庭”时，才会愤愤而叹：“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也。”
至于单纯的“文”，一如诸子百家，儒家同样对其持有警惕态度。《论语·卫灵公》中记载，孔子说：“辞达而已矣。”说话只要能够表达意思就够了，没有必要过度追求辞藻的华丽。同时，孔子又说：“刚毅木讷近仁，巧言令色鲜仁矣。”由此可以看出，如果我们将“文”定义为现代意义上的文学，那么很难直接得出孔子“尚文”的结论。孔子所重视的，并不是脱离内容和伦理秩序而独立存在的文学形式，而是能够服务于人格修养和礼乐秩序的“文”。
再说尚用,儒家以此与道家相区别。“用”是什么？《说文解字》将“用”解释为“可施行”，即使人、物发挥其功能。在《论语·阳货》中，孔子向弟子发问：“小子何莫学夫《诗》？”这里的“诗”指的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古典诗歌、现代诗，而是《诗经》。孔子高度推崇《诗经》，他对自己的儿子孔鲤说：“不学诗，无以言；不学礼，无以立。”那么为什么要学《诗经》呢？孔子自己在接下来的话里自问自答地说了出来：“诗可以兴，可以观，可以群，可以怨。迩之事父，远之事君，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。”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，孔子说明了《诗》对于人的作用，即“兴、观、群、怨”。
兴是什么？孔安国说，兴是“引譬连类”，意思是不直接说一个道理，而是借一个外在事物，把另一种感情或者道理引出来。《诗大序》的表述与此相近：“兴者，起也。”意思是在作诗时先言彼物，再言此物，先写一个东西，再引出后面的情感。这里最有名的例子莫过于《蒹葭》：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”男子想念自己的心上人，却不直接写伊人和自己的思念，而是在前两句提到芦苇和秋霜。为什么？秋天苍凉、遥远、不可触碰，恰似男子那远方的爱人。在四句之中完成了从自然景物到情绪，再到人事的转化，也就是“兴”。
朱熹说，兴是“感发志意”。这比孔安国“引譬连类”的解释更进一步，从孔安国关注的“诗歌如何通过外物建立联系”，到朱熹关注的“诗歌进入读者内心之后产生的效果”，在这一层次上，诗中的“兴”不再只是创作上的一种表现手法，而成为连接作者与读者的情感机制。在此基础上，儒家话语体系下的《诗经》进一步有了道德教化的职能。它首先呈现人的真情实感，然后使人在审美中逐渐形成判断。
那为什么偏偏是《诗经》呢？因为《诗经》不是普通的文学作品，而是经过长期流传、整理和选择的经典文本。传统经学认为，《诗经》来源于各地风谣，经由采诗官收集整理而进入礼乐体系，最后成为教化君子的经典。正如孔子自己所说：“诗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：‘思无邪。’”
但是，在《四书章句集注》中，朱熹同样写道：“诗本性情，有邪有正，其为言既易知，而吟咏之间，抑扬反复，其感人又易入。故学者之初，所以兴起其好善恶恶之心，而不能自已者，必于此而得之。”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：似乎与孔子自己的“思无邪”产生了冲突。后世经学家往往会用各种方式解释这一问题，甚至朱熹自己也认为：“无邪”的意思并不是说诗中没有复杂情感，而是说诗中的情感最终会归于正道。
但是在我看来，这种解释背后的根本原因，在于两汉乃至春秋战国以来的功利主义倾向与宗经思想。儒家并不相信存在完全脱离功利和教化目的的诗歌。《诗经》因此被不断纳入政治伦理体系之中，于是《关雎》成为“后妃之德”，《蒹葭》也被赋予美政求而不得的意义。当然，宗经又是一个很长的话题，我们此处暂且按下不表。我们在这里只需要知道，在儒学家的理解中，《诗经》之所以能够对人产生强烈的感召作用，并进一步具有道德教化功能，是因为《诗经》本身具有被认可的美好品质。
那么为什么有了良好的品质就能够感召众人呢？孔子一直强调内在德性的根本作用。在他的思想中，只要有了良好的本质，外在形式便能够获得意义。比如他说：“绘事后素。”只要在白布上画画就能画的好看，只要长得漂亮做什么都是加分，只要有了好的本质以后做什么都会好。这样我们也就能够结局子夏的追问了：“礼后乎？”答案是肯定的。人而不仁如礼何？人而不仁如乐何？在价值顺序上，仁显然是更加根本的东西，而“礼”则是这种内在品质的外在表现。甚至在我们上文的讨论中，礼本身显然也是一种“文”。